县城里的公务员
华山一条道
县城里的公务员，是中国最庞大的公务员群体。韩非子和司马迁留下治国理政的两个千古金句，都与基层公务员有关：
第一句：宰相起于州部，猛将发于卒伍——高官大将都是从小吏小兵做起的，否则处理政务、领兵作战可能就纸上谈兵误大事。
第二句：郡县治，则天下无不治——每个县治理好了，国家就好治理了。
县城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这个庞然大物的神经末梢，它一头连着乡镇村，一头连着市、省城。乡下人来县里办事，是“进城”；可城市人看来，县城又是乡下。或者说，县城，是豪华版的乡村，是删节版的城市。
当然，还有乡镇层级的公务员，但乡镇公务员们基本都是走读式干部：隔三差五要来县里开会，小家大多安在县城，家属大多就业在县城，子女基本就读在县城，所以，乡镇公务员也可归到县城公务员的范畴。
县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除了国防和外交，一个国家的所有职能，它几乎都具备。能干的镇长科长到省里大机关当个处长，工作可能很快就能上手，而大机关的处长，空降到县里当镇长、当科局长，未必就能把工作干好——
所辖地盘上，有人为庄稼浇水纠纷大打出手，骂邻居二女结扎户是“绝户头”，在农村，这是最恶毒的话，你怎么处理？拆迁谈到关键时刻，钉子户只服酒量大的人，要与你拼酒，可你有胃溃疡、糖尿病，你喝不喝？
所以，县城里还有个不那么伟光正的金句：当局长（乡镇长），靠工作实力，当副县，靠人生运气。
在县城这个相对封闭、就业空间有限的体系里，公务员无疑还是最闪亮的职业，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对象，男女公务员都不愁嫁娶，位列第一方阵。
适婚年龄男公务员找对象，标配是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女性，如女教师、女医生、女护士，她们有文化，职业稳定、体面，也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。在县城，这是互补型的黄金搭档，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经济学上，符合风险分散原则。
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公务员的性价比已不如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从业者。
教师、医生等吃的是技术饭，职业不但体面，“手艺”的含金量还会随着年龄而增长，工资收入也随着职称晋升而稳定增加。县里的知识分子未必有事求公务员，但公务员看病、孩子上学，还得求教师医生。
而县城公务员，自古华山一条道，晋升之路狭窄多了。去年底湖南省新化县警察陈建湘杀人案，既让人震惊，也让人深思：
乡村少年陈建湘复读三年考上湖南娄底师专（大专），却央求家里托关系转到湖南省司法学校（中专），因为他不想做个“教书匠”，他要做有身份的公务员，在司法学校里他写信给父亲说:今后要“政法干部荣归故里”。
但二十多年的公职人员生涯，陈建湘却一直是“一世赤膊”，没有谋取到一官半职，直至心理失衡崩溃，走上杀人之路。
这个极端的悲剧，固然与他本人不善于排遣的心理素质有关，但基层公务员的上升通道逼仄，也是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。好在现在公务员法有所修正，实行职级并行，也就是说：即便未能晋升职务，也可以按工作年限晋职级、涨工资。但工资基数总体还是偏低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。
万般皆下品、唯有做官高——这单一价值观又何止只渗入到乡村少年陈建湘一个人的骨髓？几乎所有的县城公务员，都承载着晋升的无形心理压力。
除了晋升压力，由于责、权、利不相称，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承受的压力也很大。
面对工作中的难题，他们是没有退路的。出了问题，中央可以往下督查问责，省一级可以批示交办市一级，市委书记和市长可以骂县级干部，再往下，就是最后一公里了，到墙角了，县城公务员没什么人可骂了。
骂村主任、村支部书记？村主任是村民选出来的集体自治组织负责人，严格说起来，不算公职人员，村书记也不是行政任命的。你骂人家，人家可以不尿你。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，还得与村干部搞好关系。
县城公务员无人可骂，也不能往下批示，只能自黑，自己迎难而上。
曾有一极端例子：某县有著名温泉，分管旅游的副县长，要陪一拨拨工作检查组或客商来体验，最多的一天，他陪着泡了十几次温泉，洗了十几遍澡。外人看来是享受，其实苦不堪言。不是“难言之隐一洗了之”，而是洗成了难言之隐。
再如令基层官员最头疼的安全生产问题，有个笑话——
县委常委会和县长办公联席会议上，讨论人员分工问题，所有的分工都分配完毕，唯独安全生产这个烫手山芋，谁也不肯接手。僵持不下，会议就拖了好久，迟迟散不了会，一名副县长离开会场急着去上厕所。等他从厕所回来，会议已一致通过：由他来分管安全生产！
当然，这只是段子。现实中，一般是领导班子中资历最浅的成员分管安全生产。谁分管，谁就是一年365天、一天24小时坐在火山口上，时刻提心吊胆，不知哪天会出事故。不出事，皆大欢喜，出了事，就首当其冲被问责。
说县级公务员没有退路，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——
某县有个老上访户，来京上访期间，与外省外县一名女上访户相爱了、结婚了，按户籍管理规定，女方婚后户口可以迁到男方户籍所在地，县公安局依法办理了。
可信访制度又规定：上访户人数，是按户籍所在地来统计的，上访户多了，要扣县里分、追究县里责任。这下可好，这个县是雪上加霜：老上访户不但没销，反还一拖二，又增加了一个！
气急之下，县里大骂公安局：“你们要给她迁户口干什么！”可公安局也很委屈：如果不依法给她迁入户口，上访户又多了个新理由去上访！就像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那样。
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剧照
“麻烦事别搞到我家来”的邻避效应下，女方户口迁出的县可能正偷着乐。
城里的月光，能否把梦照亮
县委书记和县长统率下的县城公务员大军，按来源分，有军人转业、大中专毕业分配（包括教师等技术人员改行）、城镇户口招干或转干，再就是近年来按《公务员法》实行的“逢进必考”，后面这一条，基本上斩断了几十年来“龙生龙、凤生凤、老鼠的儿子打地洞”的公职世家的路子。
按出身划分，县城公务员中，官二代占小部分比例，他们的父母原本就在县城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，有父辈多年经营搭建的人脉，他们的职场上升空间相对较大，生活比较优越，幸福指数较高。
第二个群体是富二代，父辈经商办企业，家里不指他赚什么钱养老，就是希望他职业稳定体面，给门楣增光。富二代的政治条件虽不如官二代，但是经济基础更好。
县城公务员中，占大头的是第三种人：普通家庭（平民或农民）二代。他们一般从小就很懂事，刻苦学习考上大中专院校分配或者考编，才成为县城公务员大军中的一员。
他们满载着父母和家族的期望，像一根根黄杨扁担，一头挑着县城里的小家，一头挑着几十里之外的乡下老家。
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？这太容易了！逢年过节走亲戚、婚丧嫁娶喝杯酒，三姑六婶七舅八姨家就能跑个遍，血肉联系就做到了。
大多数公务员，还是想“做点事”的，也希望能靠踏踏实实工作来获得提拔和重用。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的辛苦换来县里一座座高楼挺拔而起，一条条大道笔直伸向远方，心里是有成就感的。
但在现实面前，他们又有很强的无力感，很矛盾：事业上，上升空间逼仄，工作上，压力大，基层的事，原本就多，还要层层加码，层层下压，许多公务员不仅要完成本职工作，还要扶贫攻坚、招商引资等。跑贫困户，比跑爹妈家还勤快，陪上访户，比陪女朋友还殷勤。
工作如此辛苦，但工资并不高，反腐高压下，大多数公务员并无多少灰色收入，家庭开支又大：要养育孩子（甚至二胎）、要供房贷、要赡养父母，还有必不可少的人情应酬往来。如果夫妻是双职工，很难撑起较为体面的生活。
除了小家，他们还承载着大家庭的厚望、乡亲们的请托。县城是人情社会，信奉“有人好办事”，哪怕是按程序可以合法办事，也要找个熟人“打个招呼”，否则总感觉不踏实、不放心。
所以，在县城“做官”的公务员，就成了亲戚朋友们五花八门请托的重点对象。打架斗殴的、车子被查扣的，打官司离婚的，要债的……在亲友眼里，他们很有权，“说句话就行”。
城里的月光，把梦照亮。县城公务员往往陷入亲友们的羡慕里而不能自拔，哪怕自己在单位里很苦逼。
在县城，公务员，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公务员，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庄的荣耀。家人或乡亲与人聊天时，往往很自豪地说：我家或我们村某某在县城哪哪当官，“风光得很哪”，他们的职务也往往被自豪的乡亲们擅自提了几级。
可乡亲们往往并不知道：有些事情，是要用人情交换的，或者是要依法依规办理的，有人情有面子也不行。所以县城公务员费尽周折，请托的很多事依然还是办不了。有位教育局局长，每到中考成绩揭晓学生升学的那十来天，就关掉手机玩失踪，因为“请托的压力太大”。
人情社会人情难处，县城里的“公家人”生活品质不高。不像大城市里，人际关系清晰、简单。
即便如此，他们中依然很少有人肯辞职离开体制，很少愿换种活法。
除了职业安全感，也是因为荣誉感。
荣誉感，也就是面子，是支撑县城公务员工作和生活的精神支柱。或者说，家族的荣誉、社会的尊崇，是公务员的一笔巨大的无形收入。
在中国，为什么县一级的办公大楼普遍盖得比较豪华气派呢？很大一个原因：需要仪式感。公务员们很迷恋这种感觉，哪怕人生再苦逼，在这里上班，那种感觉，就出来了。
对权力的憧憬与敬畏是当代社会的群体意识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县城公务员们有着或深或浅的光宗耀祖情结和优越感情结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这两种情结交织在一起，导致县城公务员很少像一二线城市的公职人员那样敢辞职，池中鱼不愿入江河，笼中鸟不肯入山林。
在老百姓看来，县城里的“公家人”是让人羡慕的，但他们可能并不清楚：县城各单位也是分三六九等的：党政机关优于事业单位，事业单位优于国企（烟草、电力、银行等国字头企业除外）。
而党政机关内部又有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分。在不同的部门工作，政治待遇、发展空间和经济收入，相差很大。
管人的部门最强势，如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组织部、纪监委、公检法。在这里工作，优越感最强；
其次是管钱的部门，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或者是管理“人头”多的部门，如卫生局、教育局，在这些单位上班，虽然政治优越感差些，但是实权派；
最差的是群团部门，只务虚，如文明办、县志办、对台办、妇联、文联、残联、档案局、科协……。这些部门，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占优势，公务员们不青睐。但有一种情况例外：有实权的强势大领导，如果明智，一般倾向于让配偶去这类“清水衙门”工作，夫人在这里上上班，收入虽不高，但活不重，低调不干政，挺好。
不同部门的两名公务员同时走出县委大院，不用介绍，看脸上的表情和走路姿势，就能分辨出谁是组织部的，谁是科协的。
县城公务员的跨单位流动性普遍不大，有点背景的公务员，在父辈的经营下，流动的机会稍多点，或者能在更高的平台上获得重用。更多的公务员，可能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单位，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二三十年，退休前调个非领导职务的副主任科员或者主任科员，就是功德圆满。
但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：反腐败高压态势下，强势部门同时也成了高危部门：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既然湿了鞋，何不洗洗脚？既然洗了脚，干脆洗个澡。风险太大，而任务又比以前重，问责比以前严。
国土、规划、交通、城建这些重要部门，以前是大家抢着谋个位子，但现在，组织部把全县合乎条件的人选扒拉个遍，也很难谋到合适的人。高风险部门的一把手们更愿意到县人大、政协谋个闲职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工资一样，工作压力那可是轻多了。
但事情总归得有人干。拆迁、扶贫、治污、招商，民生、城市建设……样样硬指标，样样要考核，基层公务员，没有退路。
日复一日,他们在县里做着公务员，既体面、又苦闷，既辛苦、又迷茫，抬头自卑、低头自得，依然像一根根黄杨扁担，一头连着过去，一头接着未来，一头担着小家，一头挑着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公里。
县城里的公务员，我的兄弟姐妹，我想对你们说：无论人生走到哪一层台阶，台下有人在仰望你，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。唯有平视，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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